六十五年了，我们欠“双百方针”一个认真落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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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年4月28日下午，北京，中南海礼堂。

从25日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在进行中。

第一天，63岁的老人家掰着手指头讲了一天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，9+1=10，这个报告后来就成了《论十大关系》。

然后，就是刘朱周等来讲。

今天是第四天，老人家又成了麦霸。

老人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不大的纸，近排眼神好的人可以看清上面写的八个字：

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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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的4月3日，老人家听说文艺界的一些人就京剧的发展问题发生了争论，有的说要全部继承，有的说要全部取消，于是提笔写下了八个大字：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。

这八个字用当时的话来说一定是“金光闪闪的”，当然，老人家无论写什么内容写多少字符都是“金光闪闪的”。

主张对待京戏艺术要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加以继承。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又过了两年，老人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出了"百家争鸣"的主张。

如此，两个“百”就都齐活了。

然后就是1956年4月28日，老人家在扩大会议上说，艺术问题上的"百花齐放"，学术问题上的"百家争鸣"，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。

于是“两个百”就成了方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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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小的时候经常对一些“名词”“百撕不得其解”，方针就是其一，我深深困惑这针怎么会是方的呢，而且还有人名方针，比如我有一个老师就叫刘方针，后来还知道有一位大人物的哥哥叫令方针，可惜的是27岁时擦玻璃从高处坠落摔死了。

后来查词典，知道了“方针”又叫“罗盘针”，本意是指方向的罗盘指南针，后用来比喻指导工作或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。

“双百方针”顾名思义自然就是指导繁荣文艺活动和科学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了。

“双面方针”赢得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，一时间我们的戏剧电影文学创作特别是理论研究空前繁荣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个个“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则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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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年，只有26岁的李国文写出了《改选》、只有22岁的王蒙写出了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、只有20岁的刘绍棠写出了《田野落霞》、只有18岁的李准写出了《灰色的蓬帆》……

李国文的小说《改选》描写的是某工厂工会的一次改选过程，揭示了现任工会主任缺乏群众立场，排挤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工会委员。当群众为了维护选举的尊严，把选票投给了他们信任的工会委员郝同志时，却发现坐在最后排角落里的郝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，小说显示了精巧的构思和独特的讽刺意味。

王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通过对一个区组织部的日常生活的描绘，揭示了区委组织部领导刘世吾与“新来的年轻人”林震之间两种工作态度和不同精神面貌的冲突，塑造了林震这样一个具有新气象的典型形象。他怀着良好的愿望，决心与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斗争到底：“党是人民的、阶级的心脏，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，就不允许党的机关有缺点！” 

此外宗璞的《红豆》、邓友梅的《在悬崖上》、陆文夫的《小巷深处》、丰村的《美丽》都突破那那个 时代的禁区，写了爱情。

宗璞的《红豆》用了大量的笔墨，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进行了细则的描写。

邓友梅的《在悬崖上》和丰村的《美丽》对爱情问题的思考是从道德层面展开的，它们都触及了在当时比较陌生的“婚外恋”话题，但指向的深层意义则是极为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。

然而，他们不会想到，有一个词在等待着他们，这个词就是“大毒草”。

“双百方针"推出不到一年，1957年4月1日出版的《人民文学》上就连发了两篇文章，一为赵建风写的《香花与毒草》，一为丁慧君写的《难以争鸣的”争鸣“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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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香花与毒草》中赵建风写到：

山野里生长的植物中，有香花，也有毒草。而香花，总是在跟毒草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。毒草的尸体又正好是香花的肥料……

文学艺水创作中的“香花”，也是在同“毒草的斗带中发展起来的。"青草”正好可以翻轉过来，帮助我们取得以验，提供给我们以思考和借鉴的资料。所以，“毒草”也决不是可怕的，何况，怕也没有用处。你如果不许“毒草”出生，那么，“香花"也就没有生机了。

事实也正是如此。最近半年多来。在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欣欣向荣的气氛中，在开了不少“香花的季节里，的确也出现了一些“毒草”。我想，这是任何一个关心文学剧作的人，都能敏接触得到的……

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：支持香花对毒草的斗争，使毒草变为香花的肥料。但在这斗争中，既不是“不许毒草出生"，也不是把它“一棍子打死"。而是引实地下一番解剖的功夫，用充足的证据证明，哪些是毒液，毒的漂度几何，又如何夫利用这种毒草去培植香花。

这也就是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事鸣”的基本道路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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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难以争鸣的”争鸣“》中丁慧君写到：

看过一九五六年二十三期“新观察”上的”乱弹杂記“里的”楼梯和晒衣竿“一文之后，对作者的结论，本来很有些异议，想写篇文章，”争鸣“一番。但当拿起笔来，才感到为难了。略微一想，我才懂得，有的文章，你是根本无法跟他争的。它看来很尖说、很泼辣，却除了骂人之外，空无一物……

在“百家争鸣”的时代，我們更要老老实实，"用点苦心”，这才会有点结果，万不可借“争鸣”的招牌，毁坏“争鸣"的风气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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嗅觉敏感的人应该是会从这样的文章中察觉出来什么气味的。但更多的人中把这样的文章也当成了百花之中的一花，当成了百家中的一家。直到他们的文章一个个地成了”大毒草“而他们的头顶上也多了一顶沉甸甸的大帽子：”右派“。

1957年6月，老人家发起了”反右运动“，将55万多曾经提出过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、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划为"右派"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大部分"右派"和"摘帽右派"被再次冲击。在经历过反右、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，加上时间因素，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。

也就是说有四十多万“右派”没有活着走出那21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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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反右”和“文革”中究竟有多少大毒草，这恐怕没有人能说的清。

最著名的“大毒草”当然是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。然后田汉的《谢瑶环》、老舍的《茶馆》、茅盾的《林家铺子》、巴金的《家》、曹禺的《雷雨》《胆剑篇》无一幸免地成为了大毒草，除了鲁迅和郭老，老牌文学家们似乎是找不到一个没有写过大毒草的了。

又岂止是文学作品可以成为大毒草呢，就连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都成了大毒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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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百方针”诞生至今已经整整65周年了，这个方针是好的，但平心而论，我们执行得很不好。

如果当初能好好执行，真正地做到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那我们今天的文艺与科技事业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繁荣昌盛的局面。

“双百方针”还需认真贯彻落实才好。

从现在开始也不算晚。

只是有些花还敢开么？有些家还敢鸣么？

这才是一个大问题。